大同里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大同里的住户中，有几家在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大同里旧事》的作者邵光远经过对王季堃家族、童润夫家族、岑培远家庭、周铭谦家族、袁永定家族、顾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陈子帧家族后人的采访，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风云往事，也体现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别样风采。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权，刊发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读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旧事。
大同里2号占地面积约平方米，其中有一幢建筑面积平方米的三层西式小洋房，很有特色。整个花园占地约多平方米，花园里花草、树木错落有致，假山池塘、小桥流水分布甚美。年，王季堃（字子厚）家族入住此幢花园别墅，这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王家花园”。
我们来聊一聊“王家花园”里的人吧！“王家花园”的主人王季堃是一位金融家、投资家，自上世纪20年代起任东莱银行上海分行董事兼副总经理。他和他的后人就一直生活在大同里2号“王家花园”里。直到他年离世，他的后人在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全家扫地出门，搬离此地。也就是说，大同里2号真正可以称作“王家花园”，大约有40年的光景。
金融家、投资家王季堃是个事业有成的人。据他后人回忆，王季堃是通过自己努力，加上他把握住了清末民初上海发展迅速的机遇，才成就了自己的一番家业。说到王家，不得不介绍一下王家的祖先。王季堃祖籍苏州东山陆巷，他的祖先就是明朝名相王鳌。王鳌供职三朝皇帝，年轻时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中三元，是一位博学聪颖、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政治家。现在，大家对王鳌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对大名鼎鼎的唐寅（唐伯虎）大家可都是知道的。唐伯虎就是王鳌的学生。如今，如果你去苏州东山陆巷，还能看见保留着的三元牌坊和宰相府等遗址，供人们参观、游览。在王鳌的后辈中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王季堃的叔伯堂弟王己迁（季迁），他是美籍华人，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大收藏家。中国书画艺术之所以能在西方艺术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与这位老艺术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为王己迁在西方艺术界和收藏界的名声可是与张大千旗鼓相当的。
王季堃长子王守勤夫妇于上世纪40年代摄于大同里2号大门口，背景为王家花园与建筑物。
“文革”初期，王家花园被当时红极一时的“空四军”部分中层干部所占据。之后，这里曾被用作静安区抄家物资的堆放仓库。整个花园的假山、树木、花草都被铲平，用毛竹和油毛毡搭建成一个临时大棚，里面就堆放着许多抄家来的文物。年“9.13”林彪事件之后，这里又成了静安区人民防空指挥部。上世纪80年代，这里成为静安区人防一个车队的停车场，有十多辆载重2吨及以上级的卡车，停放在王家花园的地坪上。直至年，开发商将王家花园的房屋彻底铲平，并在这里建造起了两幢新公房，一幢六层高、一幢七层高。当年王家花园的前门是开在大同里的，门牌号为大同里2号，而后门是直接联通新闸路的，门牌号为新闸路号。当这两幢大楼建成之后，原来大同里的正门就被围墙代替了，而两幢新公房的进出口就直接设在了新闸路，被称为新闸路弄了。所以，当你来到大同里是看不到大同里2号的踪迹的，只能看到一堵围墙，而围墙外面的两幢公房也同大同里没有任何联系，住在公房里的更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脚下的这块地皮原来曾经是一个美丽的私家花园。但是在陕西北路弄的弄堂口有一块指示牌，指示牌上依然醒目地标着“陕西北路弄2号——33号”。这块指示牌默默地标示着当年大同里2号的存在，而王家花园那美丽的花园洋房的图景却只存在于它的原主人以及周围老邻居的心目中了。
采访时间：
年2月25日、4月15日、5月29日
受访者：
王民瑜、王佩林、王守炤、虞豪然（王义本同事）
采访者：
邵光远
采访者：王民瑜，你从小就出生在大同里2号，知道年“文革”开始后你们家被扫地出门。请你介绍一下你的长辈们在大同里生活时比较有意义的一些往事。
王民瑜：
我曾祖父王季堃是上海东莱银行的银行家，年购置房产并定居于大同里2号。我祖父王守勤由于身体不是很好，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我父亲王义本作为长孙继承了曾祖父的一些事业和财产。父亲也是出生于大同里2号。年从大同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曾祖父的产业大元织布厂担任副经理。公私合营后，大元织布厂变成上海第十织布厂，而父亲担任了副厂长。作为年轻的经营管理者，父亲受到了当时政府的重视，受到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可惜与这些领导人的合影照片在“文革”中都遗失了。
王季堃曾孙女王民瑜于上世纪60年代初摄于王家花园内。
王季堃夫妇与曾孙王民则于上世纪50年代摄于王家花园内。
我父母是大学同学。我记得我从小就在我们的大花园里玩，与其他同龄孩子相比，我们家的条件还是很优越的。“文革”发生时，我还很小。我们躲在三楼，看着红卫兵冲进我们家，把许多东西都破坏烧毁掉了，我们心里非常惧怕。后来，我们全家被赶出大同里2号，家具和生活用品都被堆在马路上，放了三天三夜，当时好多东西都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损失了不少。亏得我父亲人缘好，厂里的一些老同事还比较有同情心。厂方让我们尽量把家具搬去将要入住的地方，搬不了的就先暂时搬去厂里。这样，我们才总算渡过了这一难关。
年1月20日，荣毅仁之弟、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务处长荣鸿仁（左）在与上海第十织布厂副厂长王义本交谈。
采访者：我记得你们家被扫地出门后，大同里2号就由“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部队——空四军的中层干部居住了。我记得当时就有很多空四军的小孩在我们西三小学读书。年底林彪事件爆发后，这批空四军军官搬离了大同里2号。后来，大同里2号又被静安区人防指挥部用作办公场地。年代初期，大同里2号的王家花园被彻底拆毁，非常可惜。如今，在旧址上的是两栋多层的楼房。许多人都会故地重游，以此来怀念自己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所以我在想你的父亲是否也有同样的怀旧情结在呢？
王季堃长孙王义本、郑静琴夫妇于上世纪50年代摄于王家花园内。
王季堃长孙王义本、郑静琴夫妇与二女儿王民瑜于上世纪60年代初摄于王家花园内。
王民瑜：
我们全家于年移民加拿大，父母亲在世时经常会和我们提起大同里2号的往事。每次回上海，我必定要到大同里去走访一下，尽管我们家原先的房子和花园都已经不在了。我父亲于年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身体稍有恢复，他就坚持要回上海一次。年，为了了却他的心愿，我特地陪他回了一次大同里。可惜的是我们家原先的房子已经不在了，而且许多老邻居也都已经搬走了，这使他感到非常的落寞。没过几年，父亲就与世长辞了。
采访者：听说王家祖先里有一位明朝的著名宰相——王鏊。王家是名门之后，你们家的家谱是否还保存着呢？
王季堃长孙王义本于年回大同里探寻老友，站立于大同里4号大门口张望。
王民瑜：
我们原籍是在苏州东山陆巷，祖宗王鏊就是在那里考取功名，并成为明朝名相的。目前在陆巷当地修有三元坊的牌坊，以表彰王鏊在乡试、会试和殿试连中三元的不凡成绩。家乡还设有家庙，以表达对他的尊敬和纪念。
采访者：王守炤先生，你们是一个大家族，属于世代名门望族，祖上应该会留下一些家族遗风，比如关于仪式礼仪方面的一些传统，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呢？
王守炤：
我们家每逢春节时，客厅里总是挂满了老祖宗的画像，有十余幅，多是穿着过去朝代衣服的祖先。当时我年纪还很小，父亲就带我在这些画像面前一一叩拜，以示对祖宗的敬意。在这些画像前供有干果等食物。当时已经比较先进了，因为原先供奉要用的蜡烛已经被电灯所替代了。到了正月十五以后，这些画像就被收起来了。
采访者：王佩林老师，请您谈谈您父亲王季堃对你们的家庭教育吧！
王佩林：
父亲对我们的家教很严格，他认为即使要继承财产也是要从底层开始做起，所以对后代始终秉承着传德不传财的宗旨。我们王家到了我父亲这一代也是从学徒开始做起的。父亲16岁到上海钱庄学生意。听父亲说祖父是被太平天国一位王爷抢去做了干儿子，后来太平天国失败后就逃了出来，这段历史很难考证，逃出来之后就去做了生意。年，父亲和兄弟一起到了上海，有一位兄弟去了日本，父亲的三弟季军和我父亲分别在上海银行界和颜料行做事。
王季堃夫妇与孙辈、重孙辈及其他亲属合影。
采访者：大同里很多前辈都具有奋斗的精神，自己创业，发家致富。你父亲王季堃作为银行家应该有很多实业投资吧！
王守炤：
父亲16岁就进入上海钱庄了，从练习生开始做起。在大清银行工作多年后，于年创办了东莱银行上海分行并任经理，还被推荐为银行公会委员。在东莱银行上海分行任经理期间，他积极参与投资民族工业。历任南通大生纱厂董事，安乐毛纺厂和上海申大织布厂董事长以及天香味精公司、大元织布厂、纬成纺织厂的董事，这些都是他投资过的地方。其中有些企业还持有部分股份。
王佩林：
大家都知道的天原化工厂，我父亲也有投资。
王守炤：
我大哥王守勤去世比较早，所以他的长子王义本作为长孙，是年大学毕业后才继承祖业的。王义本的妹妹王义芳当时年龄尚小，目前居住在美国，身体欠佳。前些年为王氏家谱的编撰积极奔走，因为我们家原有的一套王氏家谱在“文革”时被烧毁了。
采访者：你是否还能记得一些令你印象深刻并且和你父亲有关系的往事？
王守炤：
我当时岁数太小，父亲也只是告诉我一些过去家里的情况，外面的事情说得很少，而且他岁数也大了，一直退休在家。一般到了拿工资的时候，我会陪他去拿，父亲工资在当时也算是高的，享受的是银行退休的待遇。因为父亲退休前曾经是上海经济商会里的委员，工资是东莱银行发的，所以退休后拿的就是国家给的退休金。
采访者：东莱银行似乎是和哪个银行合并了？
王守炤：
是被中国人民银行取代了，父亲是银行公会的委员。我依稀记得每次市里开会，都会有车来接他。父亲那个时候的工资很高，每月总可以拿到五百多元。在解放初期，社会平均工资在几十元的年代里，这也算是天文数字了。后来，在国家政策的调整中逐渐开始减少。而大同里的房产父亲给了我，我就开始为父亲支付房子的地价税，一直到父亲去世。这个钱还是很贵的，三个月三百多元。
采访者：非常荣幸，可以拜访到工商界的前辈虞老先生。王义本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移居加拿大，因此关于他的一些生平故事就很难收集起来，今天真的很幸运能够找到您，希望通过您的回忆和讲述，帮助我们收集到更多关于王义本先生的故事。
虞豪然：
王义本上世纪60年代在长宁区工商联工作时，和我是同事。那时，他在工商联里面担任副主委，我是常委。我们曾经一起在长宁区工商政治学校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王义本作为副校长，同时负责业务。下面有四个联络员，其中之一就是我，另外三个是沈孟浩、何梦云和倪耳。四个人一起办学，每人分工负责一个班。之后的年，我们一起去嘉兴南湖游玩，原本有一张合影，但是可能时间久了，不小心遗失了。年，我去美国时和他通过电话。在电话里，他说一周前他刚回过上海，住了两个礼拜，前一晚才回到家，在上海碰到很多老友。这件事情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太多联系。我和王义本都是从大同大学毕业的，我比他年长两岁。我们大同大学的校友录中还记载了我们两个的名字呢！
王义本写给虞豪然的信件。
采访者：那本校友录应该是相当珍贵的，我想了解一下，你和王义本在上世纪60年代交往时的一些往事以及工商联的一些情况。
虞豪然：
当时，工商联的工作叫做团结、教育、改造。工商业者都是资本家，不像现在都改叫企业家了。我们当时被要求学习改造，所以到了年公私合营，所有的私营业务就都交给了国家。接着就是一批批的工商业主开始去学习历史唯物主义。
采访者：那当时老师都是外面聘请来的吗？
虞豪然：
有时会请外面的老师来上课，但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按照书本自己学习的。
采访者：那大家都是这样来轮训？
虞豪然：
对的，每隔三四个月一换，就是接受党的政策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下面还有一个老年委员会，我也在里面一直担任着副主席，直到现在。“文革”结束后，王义本依然被选为长宁区工商联副主委，直到年全家移民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