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服务业首当其冲，举步维艰。随着中国战疫的阶段性胜利，原来一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吃喝玩乐”行当，熬过2、3月份最艰难的“蛰伏期”，开始复苏，特别是大多数餐饮业正在回暖。
然而，眼巴巴盼“双赢”的健身房，虽然有幸登上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被专门提及免除健身等行业的服务增值税，然而却始终没有等来“报复性反弹”。
健身圈流行一句话，“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最近很多健身迷纷纷向大江东工作室投诉，6月来了，他们面临着比长胖更悲伤的事：健身房倒闭，老板跑路，而他们预付的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的卡费也要不回来了。
据东妹了解，也有不少健身房老实本份、诚信经营，消毒、通风、限流规定动作全部完成，静候消费者大驾，但郁闷的是，客流量回升始终缓慢。
据统计，中国有4亿人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在申城，随着全民健身意识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人走入健身房“撸铁”。在资本市场，健身行业也十分走俏，一些头部品牌获得数千万甚至上亿元融资并不罕见。然而，疫情加速了这一行业的洗牌，也有人忍不住质疑，莫非健身是真需求，健身房是伪需求？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服务业的市场主体之一，健身业也关乎居民健康、民生和就业。大江东工作室发现，疫情加速了市场调节，挤掉了资本泡沫，也重塑了消费者关于健身的理念。
健身房“跑路”，消保委、体育局成“老娘舅”
“以前天天催我去上课的健身教练，上个月居然把我屏蔽了！”家住上海市松江区的唐玲提到这件事依旧很愤怒。
去年7月，唐玲通过街边“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的吆喝，成为小区里一家健身工作室会员，购买了96节私教课，每节课元。疫情之前已经使用了51节课，还剩下45节共元未使用。到了4、5月，周边的健身房陆续开门，而唐玲购卡的这家迟迟没有动静。“最开始教练还会回我：姐，我一定回来！到后来就不回了，甚至直接屏蔽我。”
6月2日，已经4个月没“撸铁”的唐玲，向上海市消保委投诉。经调解，唐玲可以去3公里外同品牌另一家门店销课，这当然增加了她的时间成本，“我要求退费，并且拒付违约金。”爱较真的唐玲，决定和健身房死磕。而大部分消费者则无奈地选择接受“不平等条约”。
上海市消保委5月份密集接到健身服务类投诉件，问题集中在预约不畅、承诺服务与实际不符、转店收取高额手续费、拖延退款等。
为了让白领一下班就可以“燃烧我的卡路里”，大部分健身房都开在寸土寸金的商圈、购物中心和写字楼，2、3月份，健身房几乎颗粒无收，除去人工成本，还要承担的最大头支出就是房租。由于年前已预付一季度房租，大多数健身房在4月份开始感到危机。由于应对风险能力弱，从5月份开始，很多小型健身房、健身工作室悄然倒闭，相关投诉明显增多，大多和健身房“卷款跑路”有关。
除了消保委，体育局也成了消费者诉苦的“老娘舅”。“仅5月一个月，长宁区体育局就接到了多起健身房投诉案件，大多是转接过来的。”长宁区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副主任钱文彬说，对于健身房，体育局既没有前置审批权，也没有后期的监督权，接到投诉，也只能想办法调解、协商。
“去送外卖的健身教练们，今年是回不来了”
健身教练罗洁从业5年，已经拥有数量较为稳定的学员，原来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由于疫情，今年2、3月份，她只能领取基本工资，4月客流量回升，罗洁有了些绩效工资，但到店约课的寥寥无几。现在，罗洁的收入几乎腰斩，“我的信用卡已经欠款2万多了，每天都在计算要上满几节课，才能凑够这个月房租。”
进入5月，私教课的预约量开始提升。
对于罗洁来说，至少健身房还在，手上还有几百节课，是她留在这个行业的底气。还有更多的健身教练，疫情过后，转行送外卖、做微商，甚至因为身体好，转行做护工、开货车了。
3月份，上海市体育局发布健身场所复工指南，上海市大大小小多家健身房陆续复工。3个月过去了，大部分健身房客流量回升幅度不大，有业内人士指出，“报复性健身消费几乎不可能出现了，转行送外卖的健身教练们，今年是回不来了。”
疫情宅家宅出了惯性，消费者去健身房的动力明显不足。张文宏医生的“不喜欢健身喜欢追剧，办过健身卡没去几次，后面都过期了”，道出大家的心声。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小“神兽”迟迟不开学，年轻家长们需要花更多时间辅导娃学习，也挤占了健身时间。再加上健身房仍属于疫情防控重点场所，进入前预约、登记、测量体温、运动动线备注等，甚至运动完没法淋浴，都可能成为运动意志薄弱人群的“拦路虎”。
“没有新消费的产生，大多数健身房现金流撑不过3个月。”注册在上海长宁的健身品牌人马线创始人张立，从去年开始就重视资金链安全问题。“年前调整了雇佣模式，大部分教练都采用灵活用工方式，尽量减少用工成本，也没有制定盲目的扩店计划。”对于张立来说，年前的业务调整有点误打误撞，面对疫情冲击，体量较小的“人马线”，转身、腾挪起来比较灵活。
在人马线的门店，团课也逐渐恢复。
张立也羡慕大健身房，不仅有财大气粗的投资方，而且更容易租到国企店铺，根据上海市相关规定可以享受部分免租，头部品牌也更容易向银行贷款。但大健身房像巨轮，转弯不容易，“摊子太大有时候很难掉头。”
资金链脆弱，疫情加速优胜劣汰
“预付制收费模式，一个学员交费动辄一两万元，账面上有大量学员还没上的课程，健身房的现金流怎么会紧张呢？”有网友对于健身房处境艰难表示不解。
有分析认为，投资性质的健身房品牌大多寅吃卯粮，资金链本就存在很大风险。大的健身品牌因为有贷款，还可以暂时“饮鸩止渴”，但小规模健身房一两个月不营业，资金链就断了。
“现在很多健身房，开店的路子很野。”张立直言不讳。目前市场上健身房开店门槛低，健身教练的从业资格也没有统一标准，教练水平层次不齐，有的经营者盲目开店，有的甚至公账私用。“对于租金成本高昂的健身房，如果只卖年卡、季卡，几乎难以为继。因此很多健身房用高提成促使教练忽悠客人买课，但又不注重服务质量。”上海市消保委接到有关健身服务的投诉中，有很多是消费者对私教课程服务质量不满意。
健身房经营好坏，消费者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核心要义是资金链。去年6月，上海市体育局印发《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存量预收资金余额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称《办法》），根据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制度，将存量预收资金余额的40%或20%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鼓励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等行业组织牵头设立并负责运作“同业企业互保体”，加入同业互保体的经营者则根据预收金额不同等级，按照2%到10%的不同比例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以此加强类似于健身房这类存量经营者的风险防范能力。
目前，《办法》发布仅一年，整个行业规范并不能一蹴而就。大部分健身房依旧抵御风险能力弱，大部分消费者也面临经济的损失。但是东妹从长宁区体育局了解到，初具雏形的“同业企业互保体”，依然在解决投诉纠纷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上海加入互保体的健身品牌已有20多家，行业头部品牌均在其列。上个月的健身房投诉中，好几例最后都是通过同业互保体协调，更换门店使用健身卡而解决纠纷的。”钱文彬说。
今年全国两会报告指出，免征体育等行业的服务增值税，执行期延长至今年年底。5月，国家体育总局也发布《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申报工作的通知》，提到在试点城市通过政府购买、税费补贴、积分奖励、消费券等方式引导消费，促进体育消费规模持续增长。
也许，健身业的反弹，正在酝酿之中……
本文图片均由人马线健身房提供。
来源：人民日报大江东工作室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