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已经多天了。从没想过需要坚持这么久，也没想过能坚持这么久。“五一”放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一位在上海基层工作了将近20年的居民区书记记下“值班日记”：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出来当志愿者，退休党员、在校大学生、企业职工，还有附近菜场的摊主。大家一边消毒一边捡垃圾，一边欣赏小区里怒放的春花……社区氛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故事的开头并不是这样。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整个城市神经紧绷。从小区封门、排队买口罩，到复工复产人员返沪，再到境外人员回流……疫情防控节点上每个想得到或想不到的新情况，都令处于神经末梢的基层社区“紧绷”，各种情绪急剧压缩、一触即发，基层工作者们几乎“每天都在吵架和感动中度过”。
在抗击疫情的两个阵地上，社医院救死扶伤阵地轻松多少。基层工作者们都清楚：这是最后一张网——基层失守，意味着疫情失控。
3个多月过去，这座超大城市的居民生活渐回常态，社区未出现一例交叉感染病例。“网红”医生张文宏在一次公开场合这样评价：整个上海的防控是一盘大棋，可以打“优秀”。
社区防控这张网是如何织起来的？基层治理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发生在社区里一个个“吵架”和“感动”的故事中，记者尝试理出一张上海社区治理的脉络图。
居委干部与社区医生在小区巡查(受访者供图)
张与弛
1月24日，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进入应急状态。
“我接到的第一个指令是人员排摸。”杨浦区控江路街道凤联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祁沪军，和大部分社区干部一样，从这一天起进入连续作战状态。“命令来得急迫，手势却是模糊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祁沪军今年刚过60岁，原本打算春节前离任。“大家都有点无所适从，我的经验总归多一些。”他决定，等到“摘口罩”再退下来。
祁沪军所在的居委会一共有社区干部10人，对应户居民约人。“排查外来人口”的命令，在几天里下达了多次，且排查范围不断扩大，紧迫性不断增强，压力很快就传导到基层干部身上。一位经历过年上海甲肝爆发，也经历过年非典肆虐的居民区老书记，直言道：“这是我社区干部生涯中最难的一次，工作量超乎想象。更难的是，我们的防护用品远远不够。”
为了完成指令，许多社区第一时间选择了“人海战术”。在上海南部，奉贤西渡街道浦江居委会里，社区干部在两天内，进行了一场8:(社区干部与居民户数比例)的全覆盖走访排摸后，终于锁定了社区里名湖北籍业主或租户。而在那两天里，居委办公室的灯，没有在夜里12时前熄灭过。
虹桥街道长虹居民区书记陆卫是年初二把“行军床”搬到居委办公室的。这个居民区实有户数户，同样是8名社区干部。“基层防控任务重、压力大，居委需要有人值夜班，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求助。”陆卫说，这样做也是怕跑来跑去影响到家里人。
社区志愿者在小区张贴告示(受访者供图)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状态要持续多久。两周后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个居村社区，都建立起以居村党组织为核心，以居村委会为主导，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民警、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的疫情防控网络体系。上海逾1.3万个居民住宅小区中，绝大部分实现了“准封闭式管理”：询问、登记、测温。在市郊农村，一座座“帐篷”搭了起来，出入和道口都有人“把守”。
2月2日，上海启动社区口罩预约工作，让“这张网”的紧张程度绷到了极致。一些社区干部不理解：社区已经忙得飞起来了，为何还要将预约口罩工作放在社区？一些居民也不理解：买口罩为何要二次出门，社区干部直接送上门不好吗？
这其中暗含着口罩产能缺口问题，鉴于当时的态势，并未声张。但指令传达到基层社区最后一张网，已没有退路。
第一轮口罩预约当天，上海许多社区出现了“北欧式排队”，背后是社区干部连夜在地上贴了“一米”间隔的提示纸。
在静安区和泰花园社区，社区干部想了个主意——居民领号后先到充分通风的阳光房“等候区”，等叫号进入“办理区”登记信息、拿预约凭证。慧芝湖小区则通过摇号，抽签决定购买口罩顺序。宝山淞南镇微盟企业程序员争分夺秒开发小程序，帮助居民不出家门、直接预约……没有完美的决策，但可以有完美的执行。上海基层的活力在这当口被激发了出来，以“口罩预约”为切口，诸多基层社区接招拆招，脑洞大开。
在社区排队预约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