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丨从上海疫情看社区治理痛点七八杆

从上海疫情看社区治理痛点:“七八杆枪”,服务四五千人?

半月谈记者姜微何欣荣周琳

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治理重心沉下去,迅速回应居民诉求。社区作为面向居民、服务居民的第一线,任务日益繁重,这是必然的。但社区获得的支撑是否足够?面向社区的工作方式是否适应?这些课题解答得好,社区才能在平常时候有活力,关键时候有定力。

从此次上海疫情反映的情况看,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仍存诸多堵点。一个多月来,上海广大社区干部冲锋在火线,承受了超乎寻常的压力。“我真的无能为力”“这份工作让我身心疲累”……多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言语中流露的疲惫感、无力感,让人心情格外沉重。

封控,把社区治理的问题暴露得尤其充分。“少与多”的矛盾、“刚与柔”的空间、“动与静”的转换、“条与块”的协同……每个方面的挑战,不仅指向“战时”,更指向平时:七八个社区工作者,如何服务好四五千居民?

社区开启极限工作模式

“连续30多天睡在办公室”“有时候凌晨两点钟睡,早上5点半起”“每天接上百个电话,每天能瘦一斤”……与半月谈记者对话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因长期保持极限工作状态,喉咙嘶哑是普遍特征。

长宁区上航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雪菊在基层工作30年了。她说,今年的疫情防控是近30年来她觉得压力最大的时刻。一方面上级千针万线的事情落到基层,都得由社区的几个社工去做,另一方面成百上千老百姓的意见诉求、负面情绪也都宣泄在居委会头上,需要安抚。

疲劳战下,不少社工累倒了、感染了。4月10日,浦东新区建欣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杜小燕接到一通“你的核酸结果异常。”

疫情以来,杜小燕所在社区工作量翻了3倍,但8名社区干部折损一半。从运米、搬菜到组织核酸检测,都是杜小燕和社工们带着志愿者干。在关键时刻前倒下,杜小燕觉得有一点遗憾。

巨大的压力面前,并不是每个社区工作者都能承受。一名社区工作者写到:“由于居委同事陆续被诊断阳性,我的心里防线也在逐渐崩塌。小区的团购乱象、居民的怨声载道已经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范畴……我参与了从3月18日至今的社区防疫工作,直到今天,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多数社区干部在本轮抗疫中表现可圈可点。在黄浦区海悦居民区,体力和情绪一度濒临崩溃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马胜烨,4月初凌晨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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