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2日，余名家长和孩子参加成都一家早教中心举行的创意亲子活动“托幼一体化”是上海缓解托育服务供需矛盾的路径之一，也被认为是目前最经济的托育模式之一。
文／《环球》杂志记者吴振东（发自上海）
《环球》杂志记者姚依娜（发自北京）
“小朋友们互相拥抱一下，中午吃饭，下午睡觉……”一大早，当《环球》杂志记者来到上海市普陀区真如翠英幼儿园时，托班的20名小朋友正跟着老师跳律动操。
园长金叶告诉记者，从去年起，作为上海市政府实事工程之一，幼儿园对外增设一个招收20名幼儿的托班，配备一名有着35年教龄的资深幼教和一名“90后”年轻幼教，外加一名高级保育员。托班的小朋友可以和中、大班孩子一起做户外活动，“有了小哥哥小姐姐做榜样，弟弟妹妹成长得更快”。
这样的“托幼一体化”，是上海缓解托育服务供需矛盾的路径之一，也被认为是目前最经济的托育模式之一。据上海市教委主任陆靖介绍，针对当前托幼资源整体紧张的实际，上海鼓励多方参与提供托育资源，包括支持有条件的公办、民办幼儿园开设托班，鼓励集体办托儿所增加托班供给，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等。
将隔代照料纳入托育服务体系
3岁以下婴幼儿是“最柔软的人群”，语言表达和行为能力极其有限，需要精心照料和细致关爱。0~3岁是婴幼儿依恋形成的关键期，婴幼儿与父母亲有着天然的情感和生存纽带，所以家庭始终是婴幼儿最主要的照料场所。欧洲在发展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大力倡导家庭照料。
今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于如何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有明确的指向：全面落实产假政策，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等的积极措施；支持脱产照护婴幼儿的父母重返工作岗位，并为其提供信息服务、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杨菊华研究发现，OECD国家托育服务政策演变过程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越发达，就越会强调以随时随地满足家庭需求为出发点和依据，来发展社会托育服务。杨菊华建议变革产假制度，鼓励弹性产假转移和弹性时空就业。允许妇女将部分产假转移给丈夫、鼓励丈夫休产假；对必须亲力亲为的工作，通过多方协商，找到可行的解决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指出，可借鉴日本等国家在婚姻法等方面对全职家庭主妇的保护，让女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回归家庭，而无须考虑经济、社保等方面的压力。
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男人越来越多参与到家务育儿中。中部人口大省河南就有规定，依法登记结婚的夫妻，女方产假期间，男方可享有1个月的护理假。如今，在许多亲子早教中心，爸爸的身影也并不少见。
除了父母照护婴儿以外，还有一种“有实无名”的模式值得重视。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城市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调查”的结果表明，祖辈照料占照料者的80%（包括辅助性的日间看护）。
杨菊华认为，隔代照料是由中国历史文化、家庭代际传承和基本国情决定的，是符合国情的一种照料模式，应该将隔代照料纳入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保护照料主体的基本权益。
杨菊华建议从多方面完善隔代照料的相关政策支持。首先就是要为其“正名”，承认其社会价值，全面肯定隔代照料在分担政府责任、减轻政府负担、降低社会服务成本和填补社会服务不足方面的必要性。
其次，杨菊华建议为隔代照料家庭提供现金补贴。可因地制宜制定补贴标准，按月为照料者直接提供定额的现金补贴；亦可通过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形式，补贴照料者，使津贴成为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态的手段。
此外，随着“二孩”降生，有了第二个孙辈的老人年纪更大，照顾起来更加疲惫。因此，为老人提供“喘息”的机会，缓解身心压力，提升含饴弄孙的乐趣，也是杨菊华大声疾呼的事情。“喘息服务”有各种实现途径，可以鼓励老人将婴幼儿带到社区居民活动室，由志愿者或社区工作人员提供临时性的照顾帮助；也可以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让专业人员或有相关资质的志愿者上门提供1~3小时的入户服务；还可以请育婴师定时定点为婴幼儿提供洗浴、喂食等专业服务。
托幼一体最经济
上海市年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的托育服务“1+2文件”，建立起了托育机构管理的长效机制。
据上海市教委主任陆靖介绍，经过一年多努力，上海托育服务“多方参与”格局和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截至今年8月底，上海有家幼儿园举办托班，加上35个托儿所和11个区办早教中心，提供托额约1.4万个；社会力量办托育机构家，提供托额约1.1万个，另有多所机构正在申办中。上海市正力争用3年时间，使全市每一个街镇都至少开办1个普惠性托育点。
托育机构的设置有一定要求，不同月龄的孩子，师生比要求不一样。按照上海市教委的数据，照料18个月以下的孩子，师生比为1∶3；照料18~24个月的孩子，师生比为1∶5；照料24~36个月的孩子，师生比为1∶7。此外，托儿所里还需配备专职负责人、保健员、保安员、保洁员等。因此，单独办一个托儿所，成本并不低。
陆靖指出，如果是幼儿园开设托班，上述人员都已配备，只需托班配置老师和保育人员即可。在托幼一体化的情况下，1个15班左右的幼儿园再办1~2个托班，托班的收费就会相对比较低。
陆靖介绍说，这两年上海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尽量增开托班，鼓励民办幼儿园托班提供普惠性托额。另外，随着上海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来很可能有些区域里的幼儿园资源会逐渐多出来，多出来的幼儿园资源也不能挪作他用，而是要用于开设托班。用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大上海市的托幼一体化资源，并有效降低市民在托育方面的经济负担。
师资建设方面，陆靖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说，上海去年专门出台了《托育机构从业人员与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年）》，通过增加专业招生计划、强化政策资源配置等措施，加大了对托育从业人员和幼儿园师资的培养力度；同时，依托职业院校和上海开放大学，强化对育婴员、保育员、幼儿保健员、营养师等需要持证上岗从业人员的职前职后培训。目前上海各区都成立了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在编制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落实了个编制，构建起了全市托幼服务的工作体系。
此外，精细化管理也在层层深入。上海嘉定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主任朱玉英介绍说，中心有12个专管员，负责所在街镇托育机构的日常监管，线上视频监管网络也已启动。全区1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对相关托育机构跟踪式的健康管理服务，传染病防治、日常保健都是重要指导内容，为孩子再添一道健康屏障。
多元化支撑
市场化的托育服务，可为更多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像上海这种开放和多元的城市，一些社会力量举办的托育机构虽然收费比较高，但是它们可能会提供双语、艺术等特色内容，也受到一部分家庭的欢迎，存在一定的市场需求。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的暖婴屋国际幼保学园主打日式早教，不少老师是日本籍，他们用“拓展孩子生存力”的办学理念吸引家长；坐落于上海张江高科园区的蓝堡学苑，从早上8:20开放至下午6点，为在附近居住和工作的家庭提供全天外教托育服务。
按照《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社会力量举办的托育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托育机构根据其服务成本等因素自行确定。据上海市发改委总经济师俞林伟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上海社会力量举办的近家托育机构中，收费在元以下的大约占30%，收费~元的大约占15%，收费~元的大约占35%，收费元以上的也有一定比例。
“70后”“80后”童年记忆里的家长单位托儿所，也在悄然回归。一些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通过新建、租赁等形式，为职工提供一定的托育服务。福建省国资教育托育园，就是一所面向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及省属企业干部职工子女的公办托育园，专为1.5~3周岁的婴幼儿提供全日制照护服务。
广州市也在探索托育模式，让职工上班带娃两不误。在海珠区总工会的牵线搭桥下，广州苏宁红孩子与广东全优加早教机构共同在苏宁红孩子达镖店打造了一个3岁以下职工子女托育中心。这家托育中心既提供朝九晚五、“跟着妈妈一起上下班”的全日制托育服务，也有临时托管服务，以解职工之急。
此外，宁夏近日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女权益保障条例》，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0至3周岁婴幼儿照护服务，规定女职工比例较高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为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提供便利。
除了托育机构的布点以外，科学育儿理念的传播也不可或缺。
上海正在努力发挥社区力量作用，完善社区服务机制，开展家庭支持项目。目前，上海已构建面向所有家庭的3岁以下幼儿早期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成立了市区两级早教指导中心，全市近个早教指导点已经覆盖所有街镇，3岁以下常住人口婴幼儿家庭接受一年6次以上有质量的免费科学育儿指导，占比达到98.2%。
下一步，上海还将鼓励通过入户指导、亲子活动、家长课堂等方式，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为不同年龄段幼儿家庭提供差异化服务，提升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川省也在探索婴幼儿托育照护服务工作路径，利用儿童福利机构丰富的婴幼儿养育经验，主动拓展工作职能向社会开放。截至目前，全省在乡镇和村居一级共计配备儿童督导员和儿童福利主任5.4万名，数量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浙江省也建成了数千家哺乳室“妈咪暖心小屋”，出门在外有需求的妈妈可通过浙江省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