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刚接通，女人就哭了起来，语无伦次。
心理咨询师苏虹没有说什么，只是倾听着。
哭了20分钟，女人情绪平复些了。苏虹才开始问她的情况。女人说，自己独自在上海工作，丈夫和孩子在老家。上海发生疫情后，她一个人封在家，乳房上突然冒出了三个创口，不停地流脓，身体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疱疹，破口感染了，没有药。
她打遍了社区、医院的电话，都说只能疫情结束后做手术。
“我真的很难受，没有人能帮到我。”她每天想从楼上跳下。有一天去居委会填信息时，偷偷带了把刀。
电话那头，苏虹告诉她，自己所在的NCP生命支援公益团队有专业的医生，会帮助她。
通话结束后，苏虹建了个守护群，医生在群里指导，可以用生理盐水冲洗局部，再用皮肤抗菌液；其医院，发现她的情况只能医院做手术。
那天下午，女人发来消息，“虽然大家都是尘世间的一粒微尘，但是平凡的你们仍在向阳而生，去努力救赎每一个濒临崩溃边缘的生命，很了不起。”
“我会好好熬过去的。”她说。
过去两个月，苏虹接到过太多这样的求助。她所在的NCP生命支援团队，曾为武汉疫情、西安疫情、吉林疫情中的人群提供心理援助。3月31号，针对上海疫情的援助启动。
更早之前，上海市心理热线“”、上海抗疫心理关爱热线等心理援助热线已经开通。
两个月的封控与静寂中，因疫情产生的种种情绪，混杂着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难题，盘亘在上海人的心头，伴随城市重启，缓慢消弭。
女人发给苏虹的消息。“每个打进热线的电话都是一个生命”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3月中旬开始，廉彤发现，和疫情相关的来电多了。
廉彤是上海市心理热线“”接线员。这条热线24小时在线，多位心理咨询人员值守。4月上旬高峰时，一天涌入了多通来电。
往常，全国各地的都有，但3月开始，几乎都是上海的。有一些打“”和“”打不通，转而打了心理热线。
廉彤发现，来电中，既有封控、隔离引发的情绪问题，也有一些急性焦虑症、抑郁症患者，封控时间长之后病情加重。此外，还有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比如公司裁员，资金链断裂等；以及隔离期间激化的亲子矛盾。很多来电反映的并非心理问题，而是现实问题：配不到药，缺物资，同住的阳性病人没有转运等。
廉彤会告诉求助者相应的就医、配药热线和途径，情况紧急的，建议打“”或者“”。如果是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看过病的病人，会记下他们的信息，医院。
年4月19日，上海，长宁区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夜晚依然灯火通明，许多社区志愿者为封控区居民提供代配药服务。人民视觉图上海抗疫心理关爱热线的负责人秦海有相似的发现——热线来电刚开始都是一些现实性问题。为此，志愿者们搜集整理出各类配药流程、急救电话、团购渠道、公益机构联系方式等信息，提供给求助者。还帮求助者在朋友圈发呼救信息，希望信息扩散后，有人能对接。
“每个打进热线的电话都是一个生命。”秦海觉得，能帮一点是一点。
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是中国第一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队队员。“（这）叫社会性支持”，马弘说，发生灾难，最重要的是解决人们最着急的问题，武汉疫情就是最好的例子，“没口罩行吗？超市封了，小区封了，没饭吃行吗？没人送菜行吗？不行吧。没有社会支持，我派一拨心理医生过去，那啥用都没有。喝水，吃饭，找人，知道信息，所有这些问题解决了，你说他还着急吗？”
上海福加文化危机干预心理专家尹陈芳深有同感。疫情期间，她被困上海家中，发现物资特别难买，“有的人饿了四五天，每天喝开水，这个时候你跟他们说‘哎哟，你要放平心态’，这些都是没用的。只有确定什么时候能发东西，或者抢到一次菜，人家才能安定下来。”
为此，她当起了团长，联系供应商和保供单位，帮小区居民团蔬菜，有时凌晨四五点起来去拿货。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让大家都能买到菜。”尹陈芳说，当人们看到希望了，心态自然就好了。
年5月25日，上海，杨浦区一居住小区入口处，几位年轻志愿者和“团长”正在整理分装并分发居民团购的整箱西瓜等生活物资。人民视觉图廉彤说，接线员也只能做些能力范畴之内的事，帮一些人解决问题。热线电话一般不超过30分钟，“相当于一个快餐。”很多现实困境是他们没办法解决的。
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女老板，看到上海市心理热线广告中的“陪你熬过去”后，打了过去，接线员王怡然接到了。
女老板说，自己不喜欢“熬”这个词，但实在没办法了——她的公司受疫情影响，资金链出现断裂，员工的钱难以支付。说着，哭了起来。
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妻子、孙女都感染了，在不同的方舱。老人打电话问，能把我老伴调到孙女的方舱吗？我能不能进方舱照顾孙女？
“我不怕感染，只要孩子情绪好点，我就没有问题。”老人说。
王怡然说，这些时刻，作为接线员能做的，是倾听、共情，给一些安慰和鼓励，安抚他们，疫情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会好起来的。
让情绪表达出来
封控在家的日子里，心理教练庄雯洁常常感到愤怒、无力。
她发现，身边所有人都在忙着抢菜，小区团购群里争吵不断，跟疫情毫不相关的工作群、校友群里，也充斥着火药味……“整个城市的状态下滑得非常厉害。”
置身于疫情的环境音中，庄雯洁意识到，个体难以独善其身，一方面，人们的安全感、满足感和连接感都受到了影响，不知道会被关到什么时候，压力很大；另一方面，人们更能强烈地共情周围发生的事情，比如一些不公、一些看不惯的行为。
“我会觉得有些东西不对，又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庄雯洁说。
苏虹有更深切的感受。从4月1号到5月15号，她所在的NCP团队关怀组收到了条心理求助信息。
“很多都是疫情导致的暂时性身心紊乱和痛苦体验带来的情绪变化，比如焦虑、崩溃，甚至自杀自残。”苏虹解释，在疫情持续性的刺激下，有的人会出现疫情综合征——浑身疼、睡眠差、做噩梦或者没有胃口；情绪易怒，伤感、抑郁；生活不规律，不爱说话，不愿接触人，甚至出现报复性行为。
苏虹说，这种应激状态下，人们会选择“战斗或逃跑”——要么战斗，比如做团长、当志愿者等；要么逃跑，在家躺平，干不了就什么都不干。
苏虹参与过武汉疫情的心理危机干预。她发现，在上海，人们不是因为害怕感染面临死亡，更多的是物资、求医用药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者被封控时间长了，看不到希望，从而产生情绪变化。
这个时候，心理热线的作用更多是一种陪伴，“很多人接电话那一刻会觉得，还是有人在